明明有結婚證，還要開婚姻關系證明；原本應該取消的證明事項，卻又以“說明”的形式代替……據(jù)《半月談》報道，在一些地方，不合理開具證明的情形仍一定程度存在，讓村、社區(qū)犯難：開，沒有政策依據(jù)，有些證明甚至還有法律、責任風險；不開，群眾無法辦事、有意見，可能引發(fā)干群矛盾。比如，一些居民在辦理銀行貸款時，銀行要求社區(qū)出具收入證明以證其有還款能力，但基層干部又該如何判定呢？這個證明你說出具還是不出具。

小馬飛刀曾天真地以為，針對長期存在的證明“我是我”“我媽是我媽”等奇葩現(xiàn)象，有關部門已實施過多輪專門清理整頓行動，輿論也很多次對此做出譴責，本應銷聲匿跡了，但一些不合理證明仍未絕跡，甚至出現(xiàn)新變種，原因何在？

從工作程序上看，“證明”是對所辦事項前提條件的確認。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(yè)，在從事社會活動時經常要證明身份或某些事項。只有明確了各自角色，人們在社會實踐中的權利義務才能明確，社會才能正常運轉。但是隨著社會流動性不斷增強，社會關系更加復雜，一些單位為了最大限度降低自身風險，對各類證明事項提出了過度要求，這些做法讓群眾多跑腿，做了不少無用功，嚴重影響了辦事創(chuàng)業(yè)的效率。

對此，有評論是這樣說的：為了驗證此前材料是真的，難道再開具真?zhèn)巫C明就能確保它是真的？試想一下，如果真的蓄意造假，那么無論開具多少個真?zhèn)巫C明，都是可以假戲真做的。所以，“奇葩證明”的焦點不在證明上，而在干部的擔當上。寧可群眾跑千百遍，也不愿自己出手一次，這種“風險轉嫁”說到底，是以麻煩群眾為代價保全自身。很多時候，政府部門之間、干部之間的溝通協(xié)調，往往要比群眾與政府、干部之間來得容易些，這就需要干部多跑腿、多動嘴，主動把群眾的急事難事扛下來，用真心換民心，用勤政換民意，多解民生疾苦，多辦民生小事。

要求證明的機構只是張一張嘴，提供證明的個人卻可能跑斷了腿。想想也是，這些單位倒是將責任風險降到最低了，可公眾包括基層單位卻增加了負擔。對這樣的“甩鍋”行為，決不能聽之任之，還需不斷完善規(guī)則加以治理。其次，信息壁壘也不容忽視?！盁o證明”不等于“零證明”或不需要證明，而是通過直接取消、數(shù)據(jù)共享、告知承諾、部門核減等方式實現(xiàn)證明免提交。大數(shù)據(jù)時代，個人或者企業(yè)身份、資質的核查本可以更加高效。對此，有專家建議，完善公共數(shù)據(jù)共享、開放機制當然很難一蹴而就，但也不妨把“證明之困”當成一個切口，倒逼探索提速。變“群眾跑”為“部門跑”，變“現(xiàn)場跑”為“網上跑”，變“你向我證明”為“我為你證明”，提升服務效能。

小馬飛刀最后想說的是，要徹底告別“證明之困”，還不到松勁的時候。治理“奇葩證明”頑疾，還需以更具威懾力的措施堵住荒誕的源頭，讓簡政放權的政策紅利不再被懸空。

小馬飛刀

責任編輯：王旭偉